为何毛主席不提“先富带后富”?共同富裕,不同时代的不同答卷
在当时的判断里,如果农村放任个体自由发展走向资本主义道路,即便产出能够提升,也会是一条痛苦的道路,容易出现少数人发财、多数农民再度陷入贫困的局面,这不符合革命要达成的目标。那一时期国家推进一化三改,不光是农村,城市工商业、手工业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,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,目的就是搭建一套制度,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,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益。当然受时代物质条件限制,集体化的实践过程当中,也遇到不少现实难题,生产力没有办法快速跃升,物资匮乏的问题依旧长期存在。 时间来到七十年代末,经过二十多年建设,我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,可计划经济实践当中,平均主义“大锅饭”的弊病逐步暴露,干多干少收入差距不大,压抑劳动者和地方的生产积极性,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没有达到预期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才有了“允许一部分人、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,带动其他人发展”的政策构想,也就是后来概括的“先富带后富”。提出这个思路,并不是放弃共同富裕的总目标,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现实之下,承认地区、个体之间发展客观上有快有慢,打破绝对平均,调动生产活力,再用先发展起来的力量去帮扶落后地区,作为迈向共同富裕的一条现实路径。 两个时期,追求的最终方向都是共同富裕,但是起点不一样,面对的主要矛盾不一样。建国初期,刚刚打碎旧的剥削制度,首要任务是防止旧时代贫富悬殊的局面卷土重来,优先从所有制层面筑牢公平的制度根基。改革开放之初,要解决的是整体社会普遍贫穷,经济活力不足的难题,所以选择先破除平均主义束缚,解放生产力。不能用后一个时代的现实条件,去苛求上一个时代的政策选择,也不能脱离改革开放之后的国情,简单否定新的发展路径。 毛泽东时代的探索,完成土地制度变革,建立公有制框架,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,普及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,为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打下制度与物质底子。但在当时物资总量有限的前提下,更多只能做到低水平的均等,还没有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富裕。改革开放推行先富带后富,释放巨大的经济潜能,国民经济快速增长,大批群众脱离贫困,同时发展过程之中也慢慢出现区域差距、城乡差距扩大的新问题,这些新矛盾又需要后续出台政策去调节化解。 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去完成共同富裕这件事,不同阶段根据客观现实,选择不一样的实现路径,目标始终没有发生改变。革命年代打土豪分田地,是为了底层群众摆脱剥削;建国之后搞合作化改造,是想避免社会重新两极分化;改革开放放开发展活力,是要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;之后推进西部大开发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,又是回过头去补齐发展不平衡的短板。历史条件不断变化,解决问题的办法也随之调整,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案可以适用于所有阶段。从革命时期对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追求,到建国后对共同富裕的制度探索,再到改革开放开辟新的发展路径,这是一条前后接续的历史进程,每一代人都只能立足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物质基础,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历史任务。 特别